《恋恋风尘》是我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男主角在当兵驻防外岛的那一年，青梅竹马的女友嫁给了每天来送信的邮差。

在 我去金门当兵之前，阿真买了一千多个信封，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是两千多块，她五个月的薪水。我在金门的最后时间 里，她就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好生气，很想回来问为什么。营长看我很辛苦，就说好吧，特假。打包行李的时候，我说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么的乱讲一通。勤 务兵很紧张，跑去跟营长讲，结果我到港口的时候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你的假。我回来气得要死。后来想，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又能改变什 么呢？当时很痛苦，之后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有一天我妹妹帮我寄个小说投稿，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写了“念真”寄出去。后来阿真大概在报 纸上辗转看到这篇文章，就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说你不要再用那个名字了，我看到后很难过。我后来打电话跟报社讲，你不要用那个名字了，因为我还有几篇 稿子在那边。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烦啊。你加“吴”嘛，就是“没有”啊。就这样变成“吴念真”了。对了，我一辈子都没拉过她的手。

那 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乱聊。聊到有点儿迹象时，朱天文就会把很多东西记下来。有天，他们跑到我家说，吴念真我们要拍你初恋的故事。当时我已经娶太太了。天 天在我家跟侯孝贤等人谈以前的情人，太太还端茶过来，我觉得很残忍。太太很伟大，接受先生在大家面前谈论另一个我喜欢过的女人。我的故事都是当笑话讲给他 们听的。基本上是针对青春情事失落的一种整理，好像是把内心隐藏的某些东西做一抒发。上演后，一个香港影评人还到我家，又在谈，我太太真的受不了了，端完 茶就上楼去了。我上去一看，她竟在哭，说：“我们小孩子已经多大了，你还在那边谈这个东西，还演给所有人看！”我只好安慰她：“都过去的事情了，最后娶的 还不是你。”我家一旁是军人监狱，清晨时分，有人遭枪毙，传来一阵枪响，我说，有生命都已经在我们这无聊的讨论中逝去了，就别再提了。

杨 德昌是一个小孩。开拍《光阴的故事》时，新导演进来，常常和体制抗争。像杨德昌拍片第一天就要跟摄影师打架，我随时得居中协调。杨德昌自认他的电影很生 活，我听了之后的反应是：“是哦！是吗？”杨德昌有自己的方法与风格，但我不认为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生活，他像是跳开一个距离，观察、理解整体社会状态后 做出的综合评述。他在写论文，而非描述。他曾说：“念真，我跟你讲啦，我心里面有个笔记本，谁做了什么，我随时在扣分。”我忍不住提醒他：“你不要忘记， 人家也会扣你分。人家只是因为彼此是朋友，所以愿意包容。”很多事情是众人一起成就的，他常常忽略了这点。帮他写剧本超累的……但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想要 拍的竟然是一部动画！

从 《独立时代》到《麻将》再到《一一》，他经历了童心疑惑失望，最后拾回了一点点温暖和谦卑。他是我见过的诚实的作者，永远面对内在的世界，而不是像一些艺 术家忙着塑造自己。我曾对他说，如果你再努力一点儿，你的作品会更多。他回答，“没有动机，哪有作品。”从路人甲乙丙丁到杨德昌电影中的《一一》。杨德昌 也跟我说，这个角色很像我。他说，角色都叫NJ了。我说，别开玩笑了，若是演个路人甲路人乙倒没问题，但NJ几乎是男主角，那就别闹了，主角是要扛票房 的。拍广告，每次NG最多的，都是我自己。另外一点，我很讨厌看到自己，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广告，我就立刻转台。再说，当时我手边有两个电视节目，一 个是《台湾念真情》，另一个则是《台湾头家》，还要拍广告，忙得跟什么一样，真的是精疲力竭。不过也好，刚好完全符合里面的NJ角色的疲惫感，几乎是分毫 不差地移植了过来。

电 影里，NJ是用音乐来逃避的。而生活里，我最常听的是肖邦。杨德昌看出了我生活中压抑的那一面。之后，我收到杨德昌从美国寄来的一封Email，里面有一 个附件，是一个杂志的评选：最不会演戏的我拿了美国文化先锋杂志《村声》最会演戏演员的第七名。那一年，第八名是茱莉亚•罗伯茨。

《一 一》没有在台湾上映。第一次是看《一一》的DVD，是拍完很久之后，人家从美国买回来的。几年前在哈佛大学座谈才看了电影版，那时放了《多桑》、《太平天 国》、《一一》等一系列跟我有关的电影。我手头也没有《多桑》的胶卷了。唯一的拷贝在马丁• 斯科塞斯手上。当时他要买，我自己花钱拷贝了一份送他。唯一的要求是，若我要借就得借我。已经十多年了，那版本保存得非常好，片头“多桑”那两个字一出 来，还是干干净净的。你会觉得被尊重。

拍 《多桑》，是在写我的父亲，也是在写我父亲那一代的男人。他们受的是日本教育，而在一夜之间必须变成中国人，这是一群生活在台湾的历史孤儿。这一群受日本 教育的人，他们永远不相信“中华民国”的报纸，只听NHK的短波，好处是，世界新闻懂得比其他台湾人多。我要去了解为什么——为何父亲老是想去看富士山？ 因为早年的矿工生涯，晚年备受长年矽肺病的折磨，62岁不堪病痛而在医院跳楼。过世后，我常讲他的故事，讲的都是好笑的，那种荒谬时代里产生的荒谬之人。 我把剧本写完后，就问孝贤有无兴趣拍，他说，自己的父亲自己拍。我把导演这个位置看得很高，担心拍到一半如果不会怎么办，他回说，你的朋友都会跳出来帮忙 啊！所以我常说，我的人生角色是在非常多意外中形成的，导演这个部分是其一。拍的过程也是另外一种治疗，拍父亲最后跳楼往生的那场戏，是去商借原来的医 院，逼迫自己重新去面对那些创痛，不要一直淤积在心里面。

1988 年12月，《悲情城市》开拍，拍到一半，蒋经国过世。1989年9月，《悲情城市》赴威尼斯影展参展。在此之前，很多人对“二二八”事件避之不谈。不谈， 伤口当然就不会好。我认为伤口就该掀开来看，看是该治疗还是除掉。一部电影不可能呈现所有面向，但当电影都可以讨论“二二八”时，很多人就会尽情讨论了。 后来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很少看电影，有一天，他母亲要他带她去看《悲情城市》，看完后，她母亲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竟然跟他讲起舅舅的故事，他都不 知道他还有个舅舅，而舅舅就是被打死的。一部电影竟然能让一个老太太在一个晚上将长久埋在心里的隐秘讲出来，他说，我们算是做了一件像样的事。光是这句 话，我觉得拍这部电影就值得了。我觉得安慰别人很重要。

男 人要自强，不然会死得很难看！我们那一代阿嬷的女性，不像男人，男人在外面的世界很大，女性都被关在家里，看到的世界是很小的，整个生活的资源都在男性手 里，所以她就变成依靠男性。可是这样一来，男性就很嚣张，做什么事情都理所当然，合情合法，包括去革命去碰撞，所以历史上留名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壮士烈士全 是男的。为了理想，他就跑去死了。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这些人挂了后，家庭和小孩，是谁把它弄起来？他的种族又是谁帮他延续下来？是女性啊！中国女性 都一样，她们承载的任务很厉害。

你 看，如果走出去碰到一个大石头，男人就会说，怎么挡了一个大石头，然后用手捶啊，捶到流血，打到自己昏倒躺下去，可石头还在。但女性不是。她一定带着小孩 子，开始找缝，开始钻，钻进去，你没注意她的存在，可是她却安然度过。我觉得这种东西才厉害。我阿嬷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名字，但超有韧性，她们很谦卑，很坚强，把文化的东西全盘接受，变为自己擅用的，到最后，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她拥有了家里最大的资源：第一是经济，爸爸乱花钱，她就节俭，到最后她拥有经济大权；第二，她拥有着这个家庭里面最多的感情，小孩子会向着她，她就变最大。

所 以，台湾有一代人是最厉害的，那就是70岁以上的阿嬷，男人们只会以冲击对抗新进文化，女人们则不同。她们比男人们身段柔软，会用开阔的心去接纳不同的文 化。所以男人的虚张声势真的很没意思。你发现女人的脆弱才是坚强。你弱下来的时候，所有人可以接近你。看过太多罔顾家庭，最后落得形单影只的老人，小孩子 不理他，你还在外面嚣张什么，其实内心可寂寞了……那我们不要啊，你跟谁都很好不是很好吗？到了这一代，又更不一样了。现在女性看到的世界和男性一样宽， 甚至比男性更宽，譬如，女性很会考试，现在台湾很多职业必须保障男生名额，女检察官比男的多，你看，任何分尸现场都是女性检察官跑出来讲话……为什么？因 为男生考试考输啦！

我年轻时遗憾的是父亲很少跟我们讲话。我们之间的对白不超过两百句。妈妈很专制。觉得世界应该照着她的意思运转。所以他俩常常搞不定。老了后才明白，爸爸是个很自在的人，16岁从嘉义北上来工作，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去山上拜拜会跟我说，“我好像是一只鸟，飞进笼子里。”

所 以，我对女性的感觉蛮复杂的。小时候看我爸妈吵架。妈妈太强悍。年轻时就开始做工，帮忙家里，跟爸爸吵架是绝对不会示弱的。跟弟弟讲话咬着牙齿一样。但我 对她又是一种同情。因为她15岁嫁人了，16岁生的第一个小孩子死掉，举止变得有点儿怪怪的，半夜常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会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 脚步跪拜四方。17岁生下我，同样不好带，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随时眼睛翻白，四肢抽搐”，妈妈曾经说那时 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跟着走。接下来就有点儿乡野传奇了。就在我气若游丝时，刚好一个中医在我们村子里面给有钱人看病，他回去的时 候有人给他讲这边有一个小孩子，要不要帮着看着？那个人帮我看，开了四服草药，说如果晚上7点钟之前灌到肚子里，就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我 妈妈的细节说得非常好：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放了一个屁，又黑又臭的大便，她感觉我肚子变软了，我的头动了，开始想吃奶……她抱着我，跟上天说，如果这个小 孩子让我养大，长大结婚的时候她会祭拜。

三 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是婚礼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 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第二件是，婚礼那 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的另一个心愿。这缘起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时，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我的小学老师， 老师问起我，然后跟妈妈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妈妈说，那天回家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一个大 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婚礼那天，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 跪拜了一百下。她在简单的舞台上，用颤抖的声音唱着，那首歌叫作《旧皮箱的流浪儿》……因为我离开家的那一天，拿着一个皮箱。

她 有她细腻的一部分。有强悍的一部分。过年我爸赌，一赌不下桌，妈妈叫我们叫，一叫就吵架，一直紧绷的状态，一吵架我妈妈就离家出走。我蛮厌烦。我对她的情 感非常非常复杂。第一，我觉得女性是需要保护的，不舍得妈妈工作。但我妈有时太严厉了，对家里，对爸爸，她还有洁癖。所以，第二个，我希望女性不要太啰 唆，不要让男生猜谜语，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让我猜来猜去。如果有一点儿男性性格就更好，不要故作娇弱状。我通常会接近独立性格的女性。到后来发现，交往 的女性真是这样。

有 一次去开会回来，助理笑出来，他说导演你知道吗，你今天两个会，早上跟陈水扁开会，下午是跟台湾最大的流氓，我说对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的朋友三教九 流，什么都有。“流氓”这个词是一般的社会主流价值知识分子对某些人的特别定义，对我来说流氓的世界有时候比知识分子更单纯，知识分子很难相对，因为知识 分子的缺点是什么？别人做错事严苛地批评人家，自己做错事找各种理由解释自己。流氓不会啊，流氓很简单的，你对我很好，我就对你很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 你更不好。我以前帮人家写剧本，很多流氓的电影公司进来，但从来没有欠过钱。倒是知识分子开的公司老拖。

关 于知识分子，我有个故事：在我长大的矿区村子里，大老粗请师傅写信时，常嚷着：“师仔！你就跟他说，干你娘咧你这个夭寿孩子出去工作都这么久了，半毛钱都 没有寄回家，啊再不寄钱回来，两个弟弟就没办法去上学啦！实在有够不孝！是要把我活活气死！”师傅点点头，一边写着一边复述：“吾儿，外出工作，辛苦了！ 但家里经济拮据你也很清楚，如果你领了薪水，别忘了家中还有两个弟弟要念书，寄点儿钱回家吧。你离乡背井，还请多多照顾自己！父字。”抬起头问：“是不是 这样？”“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啦！”大老粗眉开眼笑，也许脸还红了。那是我的启蒙，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用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知识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利用知识，去掠夺知识比他不足的人。

最伤心的时候，我打开一台电脑，开个秘密档（不能让太太看到了），你是自己跟自己对话，会埋怨会恨，我的字在咆哮，就是“操你妈”这种，真的是这样。

念 完初中，16岁我就到台北半工半读。当过学徒，在私人诊所包药、扫地，在办公室当工友，所有最卑微的工作都做尽了，那时，遇到过很坏的老板，冷眼的世界， 杀人的心都有了。阅读是非常好的陪伴。我看黑塞的《彷徨少年时》，16岁的德国少年，在那个时刻安慰了我。我常常觉得如果没有阅读和写字这两件事，我就疯 掉了。

今 年，我62岁。我觉得我再来的生命都是多的。跟爸爸比起来，他真命苦啊。十几岁在矿山工作，二十几岁进乌漆麻黑的地方工作。我幸福多了，我去过全世界非常 多的地方，他唯一去的地方是泰国，我走运多了。我最爱的食物是日本料理。那是我爸爸最爱的食物。他带我吃过两次。唯一的两次。

我 看到朋友的兄弟姐妹五六十岁了，还可以凑在一起煮饭，会很想哭。我多么希望我也可以这样：爸妈不在了，兄弟姐妹还是在的。弟妹过世时当时会埋怨生气。我弟 弟过世时，我们找到他的遗体，但根据传统，还要掷筊把他找回来。结果怎么扔都没结果。道士让我跪下来求他，我大骂：“是你应该要帮我办丧事才对啊，现在我 要来帮你办，还要下跪，全天下有没有这么离谱的事，要不然你不要给我回来。”骂完后再扔，弟弟就回来了。最无助时，责任在支持我，每年抑郁最严重、吃药最 多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不舒服，觉得没有意义，但总要告诉自己，有很多事还没有完成，必须去承担。弟妹去世后，他们的小孩自然是我的责任。因为责任，再 悲伤也不能把自己弄倒。

我 是凡人，当然会觉得好辛苦。从十六岁离家辛苦到现在，好像很多事都是为了完成别人的期待。像绿光剧团有时开会卡到一半，有些事没人做，我就说：“好啦！我 来。”好像赶紧把这件事结束大家才可以往前move on！当然累！但那就是你的承诺！说不定那是一种动力，又是自己承诺的，就要去完成。

40 年了，有的时候你羡慕别人，还有故乡可以回去，还有一个认识的老人在等你。因为有老人在，你回去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小孩。我爸爸62岁过世，他的朋友这几 年陆续过世。还在世的，八十几岁，他们办了一个结拜会，他们定期聚餐一次，我代表过世的爸爸参加。这些叔叔伯伯，一次比一次少。我每次带他们走，一个一个 把他们送回家。我已经62岁了，他们还把我像小孩子一样骂，骂我抽烟，当小孩子管！

冬 天大雨，你会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家。家是最后的根本，而且家里有生命从你身上出来。小时候的家即使那么穷，但你到台北工作，要回家 拜拜时，那种期待和盼望是异常强烈的。我记得我到台北工作时，小弟和小妹还很小，要离开他们很舍不得。就会喊“丫拿……”然后对我击掌，第三个字“达” （日文：你）故意不讲。现在，想起来还会流泪，小孩子单纯的心，是想把情感延伸，“丫拿……”“丫拿……”没有end。一直到你下次回来，从山下很远，就 听到她大喊“达……达……达”。故乡不是一个地方。故乡里有种人的情分在里面。台北对我，只是谋生的场所。

为 什么责任感爆棚？我觉得是我们那个村子里面的特色啦。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比较像台湾，移民社会，要想活下去，大家都得互相支持。我妈妈永远在抱 怨我爸爸——他都是外面的事情比我们家里的事情重要。台风过后，我们家里的房子永远是最后修好的。村子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其实那是非常棒的一个世 界，寡妇，没有男人的家优先修，先修，一直修修修，修到最后才是我家。所以漏水漏很多天，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会有那种“学习”——就觉得帮谁或者做什么 事情，牙一咬也还是做。

在 最近这一两年，才好像慢慢进入自己人生里面比较喜欢的自己啦。我觉得年纪够大了，没有那么多责任了，比如说，最迫切的教育小孩啊，或是，过去那种因为弟弟 什么事妹妹什么事，你必须的无形的那种东西，压力没有了。到了这种年纪，你会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完成，什么事情完成不了了。有些事很难，但很 有意思就去做。做完“三一九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现在成立了“快乐学习协会”做课后辅导。我希望能够陪伴孩子就好了。很多地区，教会系统已经很深入，但资 源断断续续，我们就去帮忙。找当地流浪老师，因为他们最了解该地的需求，各地需要哪些东西，看预算多少，例如：房间、电脑、网络、教材等等。我们不干涉内 容，资源不够，我们拨经费过去，说穿了就是负责筹款，就是欠人情啦！

我 喜欢的庶民导演是山田洋次。他讲的故事从老百姓到欧巴桑都能懂。通常，别人拍电影去一个地方，最后总是把那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就走了。但山田洋次拍完的每 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得到关注，那里的经济会越变越好。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每次去日本，我都会去他拍过的地方走走。

台 湾有更会讲故事的人。黄春明便是其中一个。这里有一个故事特别棒：有一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过世了，跟爷爷一起住在山上。十几岁到外面当木匠。他知道爷爷最 喜欢吃新鲜的鱼，所以他放假的时候把鱼挂到脚踏车上骑回家。半路，鱼不见了，他回去找，鱼被路过的车子碾碎了，他很伤心回去了。爷爷问他你买了鱼回来？他 说买了，但在路上掉了，被车压坏了，爷爷说那就算了，好像不太信任他。但他一直跟爷爷说，我真的有买鱼回来。爷爷说，我相信你有买啊，而且压碎了。孙子 说，你不相信我，我真的买鱼回来。他爷爷说，我真的知道你买鱼回来。老人很尴尬。孙子一直说。最后气到爷爷打他，因为他很烦啦！爷爷打他，他一路跑，小孩 子最后回头还在强调，跟爷爷说，我真的有买鱼回来啊……很大声……一路上，仿佛整个山谷的回音都在说，我真的有买鱼回来……

我 想记住更多人情味的故事。譬如，台湾女工，十三四岁毕业后直接去了工厂。她们的生命经历和台湾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像我一个朋友以前做纺织工厂，那时没冷 气，棉絮到处乱飞。后来工厂有冷气了，开始做网球拍、照相机，一直到现在做电脑键盘，这群人不会表达，他们是最认命的一群。这群人现在大陆也到处都是，像 东莞。常常看到画面就觉得很可怜。这群人的手在重复不停地动的时候，她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回到宿舍后做的又是什么？我也有一些不想记得的故事。无聊的故 事。我常常听人讲，你这个叫爱情啊，你神经病啊，有些人讲爱情，那不叫爱情，那叫性欲。所以，我从不写爱情。